近十年東北庚子鼠疫研究之掃描

　　鼠疫是嚴重威脅人類的瘟疫之一。它是由鼠疫球菌引起的烈性傳染病，是一種自然疫源性疾病。鼠疫先在鼠類或者其他嚙齒動物之間流行，借騷類為媒介傳染給人，現在已經被中國列為甲類傳染病。鼠疫在近代中國眾多災疫中十分突出，其中影響力首屈一指。尤其是發(fā)生在上世紀1910年10月至1911年4月的東北庚子鼠疫被稱作20世紀世界史上最嚴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筆者以近十年間研究關于東北庚子鼠疫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并綜而述之。

　　一、疫源研究

　　了解鼠疫源頭對于防疫和治療受害群體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近十年間，對于疫源問題的研究也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熱點。早在90年代，郭蘊深已經提出鼠疫首先在俄國西伯利亞的斯列堅斯克發(fā)生，并通過西伯利亞鐵路由俄國傳入中國滿洲里。管書合在《1910―1911年東三省鼠疫之疫源文》一文就疫起滿洲里和鼠疫與旱獺通過以往很少利用的史料進行了進一步討論。管提出當時地方政府報告與全紹清(赴滿洲里進行調查醫(yī)學專家)報告就發(fā)疫時間上相差十五天的幾個因素。文中最后就鼠疫源于旱獺這一論斷經過“伍連德研究認定后，基本上成為不爭的定論。”不過伍連德持這一論斷，搜集了何種證據以及為何沒在其著作中加以說明，今天也已很難查證了。李皓進一步指出疫源是蒙古高原旱獺傳染給人，而后在人間迅速傳播。

　　二、鼠疫的應對

　　鼠疫帶來的巨大災難，促使人們不斷探索應急措施，來減少、預防和消滅鼠疫。焦?jié)櫭髡J為面對災難，清政府及各地方當局、士紳積極采取各種防疫應對措施，這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避免了鼠疫災難的進一步蔓延，對于當今仍有重要影響。丁美艷指出應對1910―1911年東北鼠疫災難，清政府開展了大規(guī)模的防疫法規(guī)建設，數量眾多、類型全面、內容廣泛的防疫法規(guī)紛紛出臺，中國近代第一部全國性防疫法規(guī)也在此期間誕生。梅爽從東北鼠疫期間謠言的角度，運用社會心理學方法對東北鼠疫進行專題研究。自然疫源性疾病的擴散依賴于傳染源和易感者的接觸，其流行強度與接觸的頻度密切相關。因此降低鼠與人的直接或間接接觸機會減少，可以削弱動物源性疾病的流行強度。杜麗紅探討清廷于鐵、水、海路實行交通遮斷來限制苦工流動，以此來防治鼠疫擴散;與此同時頁展現了中央、地方各勢力之間合作與斗爭。對于東北鼠疫的防治工作，不得不提及伍連德博士。伍連德作為東三省防鼠疫全權總醫(yī)官，學界和傳媒界對于伍連德的關注度比較高，據不完全統計，近十年有關“伍連德”詞條結果達223條。林宇梅在《伍連德科學防疫思想及其實踐》一文中詳細闡釋了伍連德的在東北防治鼠疫期間的行為軌跡。伍連德在東北倡設防疫機構，制定衛(wèi)生法規(guī)興辦醫(yī)學院，創(chuàng)建傳染病院力促收回海港檢疫主權，他創(chuàng)建的東北防疫處成為公認的中國建立現代防疫制度的標志。

　　三、防止鼠疫期間的國際關系研究

　　作為帝國主義各國爭斗之焦點――中國東北，于防治鼠疫期間各國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日俄將在于東北防疫活動作為擴張其勢力范圍的最佳時機，美國則把鼠疫看作是脅迫清政府在幣制改革和湖廣借款簽字的天賜良機。胡成著《東北地區(qū)肺鼠疫蔓延期間的主權之爭(1910、11―1911、4)》一文，將研究重點放在當時帝國主義、國族主義和中國民族國家建構的問題脈絡中，并試圖以普通民眾的感受中呈現國家權力鄉(xiāng)下延伸。中國政府在面臨檢疫防疫等問題時，反應遲緩，缺乏相應組織機構和行政理念，不得不移交給外務部直接處理。馬躍在《清朝末年東北鼠疫中的美國作用探析》一文詳述了美國在防疫期間的作用，并解釋了美國作用凸顯的原因。美國在清政府的支持下，美國做了大量的前期準備工作。李丹在《清末東三省鼠疫危機與清政府的外交應對》一文，指出東三省突然爆發(fā)的鼠疫竟成為俄日干涉中國內政之機，清政府最初抵制與日俄進行正式合作以免其干涉主權，后迫于壓力與事實與日俄合作防疫。楊德志在《韓國鈞與東北大鼠疫》一文中，闡述了奉天交涉司使――韓國鈞在防疫期間防止日本企圖擴大在華勢力范圍的行為軌跡。從韓國鈞的記述來看，在“中日防疫委員會”中，雙方雖然存在一定的斗爭，總的來說，委員會的成立對防疫還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楊文認為“韓國鈞在“中日防疫委員會”設立問題的處理上，體現出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

　　四、奉天萬國鼠疫研究會研究

　　奉天萬國鼠疫研究會于1911年4月3日至28日在奉天(今沈陽)小河沿惠工公司陳列室內召開。這次大會確定了許多國際通行的防疫準則，為此后的國際防疫合作奠定了基礎;同時，這次國際會議也大大推動了中國近代公共防疫事業(yè)的發(fā)展。焦?jié)櫭�、焦婕在《清末奉天萬國鼠疫研究會考論》考察了此次大會的各項流程和取得成果，并指出“大會取得了多項共識，如建議清政府建立公共防疫組織，加強衛(wèi)生建設，改良不良生活習慣;確定了國際通用的防疫措施;介紹了當時世界最先進的血清疫苗療法等醫(yī)學技術等。”;但是我們應當深層次分析1911年國際防疫大會的背景，詳細了解日俄美國的真正意圖。美國的政府官員甚至一些醫(yī)生在內，首先考慮的并不是防疫的醫(yī)學意義，而是其政治意義。美國戰(zhàn)略學家曾向美國政府提出警告說：“俄日將利用鼠疫的機會制造一個掠奪中國的借口，從而嚴重損害美國的利益。”美國表示，如果東北需要專家，美國將“愿意合作”。

　　五、鼠疫的社會影響

　　東北鼠疫的蔓延產生了極大的社會影響，其中最直接的就是人口傷亡。鼠疫流行方向是沿著鐵路交通線呈爆發(fā)狀流行。從滿洲里而哈爾濱而長春而吉林省城吉林。凡延近鐵路區(qū)城，逐漸波及，成為重災區(qū)。如哈爾濱死亡5272名，長春為6479名。榆樹為11218名，該縣流行最嚴重地區(qū)94處，病亡者占全縣人口的214%。至于經濟損失，有人估計到1911年2月至少達5千萬兩白銀。當時全國年財政收入大約2億兩多，可見問題的嚴重。陳小鳳在《<東方雜志>對1910-1911年東北大鼠疫的關注》一文中對于財政金融的損失也有重點關注。據雜志記載政府為了防疫動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從瘟疫爆發(fā)到第二年2月份“東三省報告防疫費用共計四百萬，京津兩處已用五六千萬”。同時《東方雜志》對1910-1911年東北大鼠疫報道，使國人接觸了西醫(yī)的理念，而且逐漸引起了國人對公共衛(wèi)生狀況的關注。胡成在《東北地區(qū)肺鼠疫蔓延期間的主權之爭(1910、11―1911、4)》一文在強調國家權力的向下延伸，認為在捍衛(wèi)主權，防止日俄軍事干預的思維框架下，檢疫、防疫過程中執(zhí)法者的簡單和粗暴被賦予了不得已的政治正當性。普遍的自然法則是通過人與人之間呼吸道傳染的肺鼠疫在人群中蔓延不受種族、領土、國家以及文化的限制。余新忠在《復雜性與現代性：晚清檢疫機制引建中的社會反應》一文，探討了官方、士紳精英和普通民眾等方面對于檢疫機制的反應及其背后的利益糾葛作一梳理。余文認為，檢疫這一源自西方并具有一定橫暴性的防疫機制，民眾往往由于自身的利益受損而心懷不滿，進行反抗。(六)研究不足

　　醫(yī)療史、防疫史在“非典”爆發(fā)之后，學術界才給出重視。1910-1911年東北鼠疫研究，無論就研究領域還是研究深度都有待進一步發(fā)展。對于1910-1911年東北鼠疫研究雖然已經成為眾多碩博士生選題的備選，但是至今仍未有一部綜合完整體系的研究專著�，F就具體研究不足做一梳理：

　　1、研究地域要有廣闊的覆蓋面，現有研究成果只是集中于哈爾濱、沈陽、長春等大城市，對于一般鄉(xiāng)鎮(zhèn)的研究略顯不足。隨著口述史的不斷發(fā)展和口述當事人子女的回憶，仍存在史料挖掘空間。關于庚子鼠疫研究人員除了伍連德之外，其助手和國際友人，都應該給出足夠的重視。同時要深度解析防疫期間的生態(tài)問題，社會問題，以及防疫與經濟，防疫與政治，防疫與思想之間的關系。

　　2、研究方法的創(chuàng)新。防疫史是一門新興學科，也是一門交叉學科。這就要求研究人員在進行具體問題研究，掌握所涉及學科的基本學科專業(yè)素養(yǎng)，切莫“說外行話”。1910-1911年鼠疫研究涉及醫(yī)學、歷史學、經濟學等眾多學科，這就要求研究人員在針對某一問題時，熟練靈活地應用相關的學科研究方法。尤其是當下微觀史大行天下，注重細節(jié)研究。但是同時也要結合宏觀研究，否則容易出現研究的“碎片化”。

　　3、史料搜集、整理與鑒別。關于910-1911年東北鼠疫研究的許多原始材料散布于各個檔案、史料集、地方志等角落，這就需要我們下大力氣，進行收集;二是許多檔案還沒有梳理，甚至還沒有解密，沒有辦法了解其中的內容。

　　參考文獻：

　　[1]歐陽海燕.1910～1911：東北大鼠疫再考[J].新世紀周刊，2007，(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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