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塞林格研究

　　內容摘要:在當代美國文壇,J.D.塞林格占有獨特地位,一直受到中國學術界的關注。本文重點梳理了《麥田里的守望者》在語言、主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談到了塞林格其他作品的研究現(xiàn)狀。本文認為,我國學者未能全面考量塞林格的創(chuàng)作,還需要拓寬視野,從更新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入手進一步深化塞林格研究。

　　關鍵詞:塞林格研究　《麥田里的守望者》　中國觀

　　享有“遁世作家”之稱的J.D.塞林格(J.D.Salinger,1919-2010)于2010年1月27日在其隱居地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科尼什小鎮(zhèn)的家中安然辭世,享年91歲。他隱居長達半個多世紀,但始終堅持“我熱愛寫作,我只為了我自己而寫,只為我自身的愉悅而寫”的信念。自1965年起,他雖筆耕不輟,卻沒有再出版任何有影響的作品。這位離群索居、逃避世俗生活的“文壇隱士”生前身后留下了太多有關他本人和他未公開的作品的謎團。然而僅憑一部驚世駭俗之作享譽文壇的美國作家并不多見,塞林格就是這么獨特、幸運,因寫作《麥田里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1951)而成為不朽。這部短小精悍的作品曾一度被視為禁書,爾后卻成為美國中學生樂意誦讀之作,而且還足足影響了幾代年輕人。塞林格亦憑此書成為美國“被閱讀得最多的經(jīng)典作家”。或許因“此書在美國影響太大,中國對此不能一無所知”,當時的中國雖“處在文化專制主義統(tǒng)治下,還是讓《麥田里的守望者》以內部出版的方式悄悄面世”(趙振先29)。國內該作品的最早譯本為1963年施咸榮先生所譯“黃皮書”《麥田里的守望者》,該版本此后幾經(jīng)重印。而塞林格的其它幾部作品《九故事》(N/heStories,1953)、《弗蘭妮與祖伊》(Franny and Zooey,1961)和《抬高房梁,木匠們/西摩:小傳》(Rake High the Beam Carpenters and Seymour:An Introduction,1963)的譯本也分別于1987年、2007年和2009年以單行本形式全部在中國面世。

　　國內塞林格研究始于并始終專注于對《麥田里的守望者》的研究。自20世紀80年代初侯維瑞先生最早撰文“個性與典型性的完美結合——評The Catcher in the Rye的語言特色”以來,中國對《麥田里的守望者》的研究已近三十載�？傮w而言,新世紀以前,對《麥田里的守望者》的研究,無論是研究成果的數(shù)量,還是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方面,都不及新世紀之初這十年豐富。近十年來,學者及研究者們開始關注并撰文闡釋他們對塞林格其它作品的讀解,從而使國內塞林格的研究呈現(xiàn)出更全面的態(tài)勢。

　　塞林格的辭世不僅激發(fā)了更多人對其作品的閱讀與研究,同樣給了我們一個契機整理和反思近三十年來中國學者對這位傳奇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本文重點梳理了《麥田里的守望者》在語言、主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現(xiàn)有成果,也談到了塞林格其他作品的研究現(xiàn)狀。本文認為,我國學者未能全面考量塞林格創(chuàng)作,因而需要拓寬視野,從更新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人手進一步深化塞林格研究。

　　一、霍爾頓的語言

　　國內對塞林格的研究始于對《麥田里的守望者》的語言分析。80年代初,秦小孟先生主編的《當代美國文學》(上冊)提及并簡要論述了小說主人公霍爾頓的語言特點。侯維瑞先生1982年的論文更加全面地分析了霍爾頓的語言特色。侯先生認為,《麥田里的守望者》“不僅深刻地再現(xiàn)了一代青少年的精神世界,而且還以驚人的準確性與藝術概括性記錄了一代青少年的語言習慣”(侯維瑞28)。他在文中從語言學角度、修辭學角度和語法角度考察霍爾頓的語言使用狀況,著重透視小說人物在語言運用上所體現(xiàn)的高度典型性和鮮明個性。就語言學角度而言,侯先生強調霍爾頓語言中頻繁使用的附著語(如and all,or some-thing,or anything,it really is,it really did,I’m not kidding,if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粗俗語與污穢語(如goddam,hell)、俚語(如to shoot the crap,old)、形容詞與副詞選擇上的單調重復又不乏出人意料的用詞等,認為這些語言表達都從不同方面使霍爾頓的語言具有了典型性。從修辭角度而言,霍爾頓語言的典型性與個性主要表現(xiàn)在他所運用的比喻和夸張手法上。霍爾頓對比喻與夸張的運用“大多平庸陳腐、落入俗套”,但有時也有“新鮮創(chuàng)造”(侯維瑞33),表明他的語言表達能力在“平庸的迷霧里還能發(fā)出閃光”(侯維瑞34)。從語法角度看,霍爾頓犯了很多的語法錯誤,這些錯誤既反映了“日常口語的普遍特點”,也是那一代青少年中容易出現(xiàn)的語言典型。文章高度肯定了這部小說的語言價值,認為它“成功地記錄了一定時期一定階層的語言習慣與道德危機”(侯維瑞34)。1994年。李戰(zhàn)子從語音(縮音和增音,如don’cha,oughta go,Wouddaya say)、詞匯(俚語的選擇,如phoney,kill)、句法(口語句型,如like后面帶從句,以“Boy”為句子開端的感嘆句)和篇章(重復使用詞匯、松散句,并以you敘述,從而將讀者拉人故事)四方面分析了塞林格這部小說的口語特色,并認為“這一語言特色在塑造霍爾頓這一形象和刻畫其性格方面”(25)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羅世平又將霍爾頓的語言與戰(zhàn)后美國反正統(tǒng)文化運動聯(lián)系起來加以審視。他在贊同侯維瑞先生對小說語言分析的基礎上,從相同研究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認為霍爾頓語言中的附著語、語法錯誤、污穢語、俚語是對正統(tǒng)文化的蔑視和反叛,表現(xiàn)出了與美國那個時代反正統(tǒng)文化語言相似的語言特點(50-56)。

　　新世紀初期也不乏對《麥田里的守望者》作品語言的分析,其中尤值一提的是馮季慶的“特殊話語標記和語義無差異性——論加繆《局外人》與塞林格《麥田里的守望者》的敘事意義”對作品敘事特征與意義及其所反映的社會狀況進行的研究。文章從特殊話語標記人手,指出小說中“大量表示折衷立場的詞語和語義對應了特定社會的深層結構組織狀況和戰(zhàn)后社會語言環(huán)境因意識形態(tài)沖突而導致的墮落”(120),并指出這部小說“以反英雄為主角批判了意識形態(tài)中心話語的貶值和社會強勢話語的虛假性”(馮季慶120)。

　　從早期純粹從語言學角度對霍爾頓的語言進行分析到當下從敘事學角度結合社會、文化、歷史語境對霍爾頓的語言做更透徹的闡釋,反映了國內學者在這方面研究的深入和求新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