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包公觀后感衛(wèi)生監(jiān)督
千年包公觀后感衛(wèi)生監(jiān)督一
中國古代杰出的歷史人物爛若繁星,千百年來,若論在大眾中影響最為深廣的人首推孔子,孔子之下的一人,在我看來,或許就要數到包拯了。
在地方,包拯擔任過知縣、知府、轉運使等職。在中央,他由權度支判官、監(jiān)察御史里行、戶部副使、御史中臣、三司使,一直做到樞密副使任上離世。我們知道,北宋最高監(jiān)察機關是御史中丞領導的御史臺,最高財政機關是三司使領導的三司,最高軍事機關是樞密使領導的樞密院。樞密院是輔佐皇帝執(zhí)行兵政的機構,在皇帝的總攬下,由宰相、副相、樞密使、樞密副使和參知政事共同組成國家最高領導核心。所以,包拯的職位是相當高的。
包拯的思想核心是忠君與民本的高度統(tǒng)一。包拯具有鮮明的忠君思想。在一封奏札里,包拯寫道:“臣生于草茅,早從宦學,盡信前書之載,竊慕古人之為,知事君行己之方,有竭忠死義之分,確然素守,期以勉循”,而“驟被殊用,置諸侍從之列,擢處諫諍之班,臣于此時敢忘圖報”!
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一個出身既不高貴又缺少政治后臺的人,能夠被朝廷委以重任、視做心腹,這種感恩戴德的心理是不難理解的。
基于這樣的心理,他特地上書仁宗“請建太子”,希望趙家王朝“傳之無窮”,因為“太子天下之根本也”,只有建立太子,才能“鞏固王室”,“挫奸雄觀望”,否則“必稔禍于將來,恐非社稷之福”。這樣的忠君思想,可謂臻于極致了。
包拯又具有強烈的民本思想。古人很早就提出“民唯邦本,本固邦寧”、“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這一古代中國極為重要的政治思想,成為深受傳統(tǒng)文化影響的包拯一生從政的根本信條。他反復對仁宗說:
“民者國之本也,財用所出,安危所系,當務安之為急。”“民者國之本,財用所出,安危所系,而橫賦暴取,不知紀極。”他幾十封為民請命的奏折,便立足于民為國本的思想。
難能可貴的是,包拯思想中的忠君與民本是和諧一致的。那么對于包拯來說,將二者統(tǒng)一起來的邏輯性何在呢?
在《請差災傷路分安撫》中,包拯反映江淮等地天災人禍嚴重,請求從速安撫,否則釀成大亂:“民間之蓄盡為軍儲矣,民失其賴,流亡日眾……況今秋苗稼既槁……凋殘之民朝不謀夕……饑則盜起,盜起則奸雄出,奸雄出則不可制矣,豈可不深懼而豫防之哉!”
他講得很明白,如果官不愛民,民不聊生,“奸雄”就會揭竿而起,后果不堪設想。類似這樣的話,在今天尚能看到的包拯的奏議里至少說了四次。
能夠看出,包拯不僅自己愛民,還苦口婆心地勸說皇帝愛民。包拯將之當做最大的“忠君”,這也就是他秉持的忠君與民本之間的內在邏輯關聯(lián)!可以說,包拯“忠君”的目的固然在于“君”,但客觀上有利于天下蒼生,其忠君與民本高度統(tǒng)一的積極意義也正體現在這里。
包拯的性格坦誠得近乎毫無保留,率真得似乎缺少修養(yǎng),其剛直乍看起來真有些不近人情。這種性格的形成
一是由于他生于農村,長于農村,而且一生和農村保持不間斷的聯(lián)系,無形間烙上了中國農民純樸誠實的印記;
二是在他熟悉的古代典籍中,仁人志士憂國愛民的胸懷,“言必信,行必果”的品格,對他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三是當朝名臣劉筠的言傳身教對他影響甚深。劉筠是翰林學士,剛毅正直,疾惡如仇,因和朝廷惡勢力勢不兩立,兩度外任廬州,而包拯自年少時即頗為劉筠所賞識。
包拯精神就是以包拯的思想核心為基礎、性格特征為外在表現而形成的。
千年包公觀后感衛(wèi)生監(jiān)督二
劇情和道白中揉進的一些現代語言,由此來看,這是一出新編的歷史劇。構思頗有新意,主題貼近現代生活。具有現實意義。
1.謳歌了青年男女之間相愛的美好感情;鞭撻了封建專制主義的婚姻制度對愛情的殘害。
2.在“鐵面無私的'”包公的藝術形象里,展示了他的美好人性的另一面。也就表現了編劇的人性,乃至人類的人性。
3.過去幾十年的“狼奶”教育所灌輸的是:階級性、斗爭性,完全抹殺人性。幾十年的折騰,已經造成嚴重的惡果。改革時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近幾年又倡導和諧社會。開始回歸人性!栋珣蚰锬铩愤@樣的戲,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
4.法律應當是保護美好人性的。專制主義體制下的法律,是統(tǒng)治者管制老百姓的工具。民主體制下,一切人都必須依法律行事。美好的人性、良心,應處于更高的層次。二戰(zhàn)中,士兵奉命射殺逃跑的猶太人,良心要求他“打不準”。說的就是這種意思。
5.《包公戲娘娘》,格調高雅,富有喜劇色彩,看起來輕松愉快,又耐人尋味。使人們在藝術欣賞之余,還受到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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