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與考古學的關系

時間：2022-10-01 03:21:12 人文社科英語畢業(yè)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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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與考古學的關系

　　歷史學與考古學的關系，是小編準備的人文社科的論文，歡迎各位寫作者參考!

歷史學與考古學的關系

　　摘要:近幾年來,歷史學與考古學的關系問題再次成為學術界討論的熱點,爭論的核心主要集中在“歷史學與考古學的地位誰重誰輕;二者應不應該保持各自獨立性,互不統(tǒng)屬”等諸多問題上。筆者也班門弄斧,借此文發(fā)表一下自己的淺見,以期能拋磚引玉。

　　關鍵詞:歷史學;考古學;相輔相成

　　中國是一個擁有悠久歷史的文明故國。因此,史學是中國文化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我國傳統(tǒng)的卓立于世界學術之林的一門學問。展望新時期的新史學,是取得了很大成就的。隨著當代現(xiàn)代化科學技術的進步以及人們思維模式的更新,這些都將為歷史研究的推進提供空前便捷的手段和空前廣闊的學術空間。

　　但是,與此同時也存在著一些問題。歷史學與考古學的關系問題在學術界歷來是大家爭論的焦點,爭論的核心主要集中在“歷史學與考古學的地位誰重誰輕;二者應不應該保持各自獨立性,互不統(tǒng)屬”等諸多問題上。這勢必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歷史研究的進程,筆者認為有必要對此問題有一個客觀的認識。

　　長期以來,人們有這么一個慣性,即在談論某兩者關系問題的時候總喜歡在經(jīng)過一番煞有其是的論證后,最后一定要得出兩者之間必定有一方是主要因素,是統(tǒng)領者;而另一方則是次要因素,是從屬者的結論。好像只有這樣才有利于弄清事物的本來面目,才有利于事物進一步的發(fā)展。其實不然,筆者認為,這樣往往會導致認識的“一元化”,反而使人們看不到事物真實的本質(zhì)所在。更多的事實表明:事物的發(fā)展往往不是由某一個“必然”所決定的,相反則多是由眾多的“偶然”綜合在一起構成所謂的“必然”結果的。事物的發(fā)展變化更多是“多元化”的,而不是單一的。近一個世紀前,德國量子物理學家普朗克曾講過這樣一段值得深思的話:知識是一個完整的鏈條,人們由于自己的無知,由于自己認識能力的局限,所以將知識這一完整的鏈條人為地割裂了。正因為如此,才有了物理學、化學、數(shù)學、文學、史學、哲學等等。

　　他預言,隨著科學的進步,隨著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能力不斷提高,被人為割裂的知識的鏈條一定會重新連接在一起。這在歷史研究方面更是如此。歷史事件的發(fā)生、發(fā)展更是多方面的,要想弄清楚一個歷史事件的真實情況,并非易事,更不能簡單的用某一個“必然”來解釋。因此,要想還歷史一個客觀的真實面目,是不能單單依靠某一個學科就可了事的。顯然,歷史研究所需的各個學科,同是屬于一定的歷史范疇,同是歷史的產(chǎn)物,它要存在下去,要不斷獲得新的生命力,就一定要適應社會歷史的發(fā)展。

　　著名歷史學家張光直先生認為:“考古學與歷史學不能打成兩截。那種考古歸考古,歷史歸歷史,搞考古的不懂歷史,搞歷史的不懂考古的現(xiàn)象,是一種不應有的奇怪現(xiàn)象,說明了認識觀的落后”。他將這個問題提到“認識觀”的高度是很深刻的�？脊艑W所研究的是歷史的物化表現(xiàn),而歷史學研究的是對歷史的文字記錄,應該說二者的根本區(qū)別不在于研究對象的本體,而只是研究對象的不同表現(xiàn)形態(tài)。兩個學科間因為研究對象表現(xiàn)形態(tài)的差異造成的方法與技術層面的差別,只能決定學科各自教學方式與訓練方式的區(qū)別,不應該成為學科間相互結合的障礙。如果僅僅因為這種差異,形成學科間的封閉,就恰如張光直先生所言,是非常落后的認識觀。在提倡多學科交叉進行學術研究的今天,歷史科學的這兩個分支學科間的不正常狀態(tài)實在有必要加速改善。

　　其實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歷史學也好考古學也罷,二者的發(fā)展是相輔相成,互不可分割的。歷史的真實正是通過它們二者的相互印證而得到證實的。早在二十年代,王國維先生就已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在自己的《古史新證》中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證據(jù)法”:“研究中國古史,為最糾紛之問題。上古之事,轉(zhuǎn)說與史實混而不分。史實之中,固不免有所緣飾,與傳說無異;而傳說之中,亦往往有史實為之素地。兩者不易區(qū)別,此世界各地所同也。……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國本《尚書》之偽,《紀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過,乃堯、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懷疑之態(tài)度及批評之精神不無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嘗未充分之處理也。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未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jù)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

　　我們中華民族不僅有數(shù)千年的文明史,而且有著延綿不斷記載歷史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千百年來,我們對于中國古代的了解,正是通過那些傳世的文獻典籍而獲得的�？墒�,中國古代尤其是先秦時期的有關歷史文獻,由于年代久遠,或是語之不祥或是神怪傳說混雜太多,甚至有些根本就沒有任何文字記載。面對此種困境,如果沒有考古學的補充,歷史學家們也只能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了。孔子就曾發(fā)出這樣的感慨:“夏禮,吾能言之,杞之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當然,有詳實的文獻資料,也并非就意味著萬事大吉。歷史注重的是求實。因此,有了詳實的文獻進一步就是要“去偽證實”。這一過程除了用多本權威史料對照印證是否記載一致外,利用地下挖掘出的實物來證明更是具有說服力。

　　不少古文獻和古代典籍中記載的史實,經(jīng)地下發(fā)現(xiàn)的新材料的印證,或被確證其原貌,或被拂除其塵封,或被解讀其真諦。考古發(fā)掘和研究的大量已有成果,足以證明地下發(fā)現(xiàn)之材料確可印證地上傳世之文獻,如甲骨卜辭、銅器銘文、其中就有不少能印證古文獻的材料。例如司馬遷的《史記》中的《殷本紀》記載了商朝諸王的世系和名號。王國維老先生通過研究甲骨文證實了商朝先公先王的世系正如《史記》中《殷本紀》的記載從而得出了“《史記》所據(jù)之《世本》全是實錄”的結論。再例如近年來,戰(zhàn)國秦漢時期簡帛的大量出土,也為學術史研究提供了許多前所未見的地下材料,進一步推動著歷史學的研究與發(fā)展。但是如果因此便著重考古而看輕歷史學,也是愚不可取的。因為考古挖掘出的東西雖說是客觀的存在但那些(下轉(zhuǎn)177頁)(上接175頁)畢竟只是一些無意識的無生命的遺物或遺跡,如果只是從物質(zhì)上來看,就把其中所蘊藏的文化價值大部分喪失了。格林?丹尼爾曾經(jīng)講過:“考古學首先是一種工藝技術,那么從事調(diào)查、發(fā)掘、保護、收藏的實踐者都是有技藝的工藝師。其次,考古學又是一門科學研究,在這門科學中已運用了各種科學分支中的手段方法。但是,工藝技巧和科學技術如果沒有歷史闡釋和寫作藝術的專業(yè)也無法完成考古學的研究。” 顯然,考古發(fā)掘的成果必須經(jīng)過相關歷史文獻的印證,也只有經(jīng)過這樣科學的研究,才能賦予死的東西以鮮活的生命,讓這些長眠于地下的沉悶的物體開口說話,才能顯示出其真正的歷史價值。不然,青銅器再是經(jīng)過考古研究也只能說明它是某個歷史時期的青銅器皿,除此之外,再無什么可考的了。

　　總之,從歷史研究的角度考慮,考古學與歷史學必須相互結合,相互補充。二者之間并不一定存在一方歸屬于另一方的關系。歷史學主要是通過文獻資料來研究人類社會歷史的;而考古學從本質(zhì)上說是通過研究歷史上人類所創(chuàng)造的文化遺存來揭示當時人類的社會行為,研究古代社會的。這樣,無論是從研究對象上還是從最終的研究目的上來看,歷史學與考古學都是一致的,二者并無矛盾沖突。如果一定要找出二者的不同之處的話,也只是在研究歷史的憑借手段方面有所差異。

　　但是,如果要想從理論上界定歷史學與考古學的關系,其二者研究的手段和方式是不足為憑的。研究手段和方式的高低是不能作為評價二者地位高低的決定因素的。歷史學需要通過考古學得到印證與檢驗,而歷史考古學則要以歷史文獻記載為確定課題與研究途徑的重要參考,在上升到研究層面時也需要歷史學的詮釋。中國歷史研究的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需要歷史學與考古學的共同努力,我們更應該客觀的看待二者的關系,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不應該為了追求所謂的獨立地位而刻意的把這一問題絕對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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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格林・丹尼爾 ,黃其煦譯.考古學一百五十年[M].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5]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云點校 .國語集解・魯語下第五[M]. 中華書局2002年6月版第202頁。

　　[6]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云點校.國語集解・魯語下第五[M]. 中華書局2002年6月版第2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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