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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對大學語文教育的藝術性的深化與拓展論文
[摘要]大學語文教育承載了母語教育與人文教育兩個層面的內容。本文從詩學精神、哲性思維、美的向度三個方面切入，結合具體操作實例，對如何深化并拓展大學語文教學過程中對文本審美藝術特性的闡釋進行說明，試圖在激活學生的創(chuàng)新與求異思維的基礎上，引導學生參與到與經(jīng)典文本的對話之中，從而獲得一種更加個性化的綜合人文素養(yǎng)。
[關鍵詞]課程論;大學語文;人文教育;詩學品質
和聲勢浩大的中學語文教學改革
比較起來，大學語文的教學改革則顯得相對落寞，大學語文在高等教育中一直處在邊緣化的位置，以至于“大學語文”這個概念也受到多方的質疑，如果“大學語文”僅僅是“高四語文”，它何以配得起“大學”這個神圣的稱呼?近年來，有的學者發(fā)出以“大學人文”、“大學文學”取代“大學語文”的呼聲，以應對大學生的人文渴求或者深化課程的文學性，但是以“人文”或“文學”取代“語文”，雖也出版了一些教材，但還是先鋒和試行的性質，且語言的工具性是無法從語文教育中剝離的，因此，“大學語文”這一名稱還是在較大范圍內被采納和使用。徐中玉《大學語文》序言中將“大學語文”定義為：“這是一門公共素質課，是使學生能正確的運用規(guī)范現(xiàn)代漢語進行交流，是要使學生通過學習古今中外的名家名作，了解文化的多樣性和豐富性，繼承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培養(yǎng)高尚的思想品質和道德情操，是提高學生語文能力和綜合人文素養(yǎng)的一門必修課�！彼�，我們認為大學語文教育同時承載了母語教育和人文教育兩個層面的內容，在非漢語言文學專業(yè)的學生中間開展一種有別于漢語言文學專業(yè)的系統(tǒng)性與理論性的“語”(語言)、“文”(文學)教育，如何避免老師不愿交、學生不愿學的尷尬，一直是困擾語文教育界的一個問題。筆者認為非漢語言文學專業(yè)的大學語文教育，首當其沖從地是深化與拓展語文課堂的藝術性特征。藝術性特征的實現(xiàn)一要依據(jù)文本，二要創(chuàng)設情境、三要在情境中激活學生的創(chuàng)新與求異思維。語文教育的藝術性不等同于課堂的趣味性和活躍性，顯然，如果在“中文”這個門類下為“大學語文”尋找躋身之地，是極不現(xiàn)實的，因為“大學語文”不具備學科的嚴整性和系統(tǒng)性，但如果要在“課程論”這個較大門類下的“大學語文”課程教學存在尋找內在理據(jù)，那尚可姑且一議。也正是在這個前提下，大學語文可以獲得使其成為一個有界范疇性概念的本體性特征，它所能拓展的值域也取決于這個概念所具有的內涵以及攜帶的氣質。但反過來看，正因為它不具備嚴整的體系化特征，也為大學語文課堂的藝術性拓展提供了廣闊的可能性空間。
一、重釋經(jīng)典——賦予大學語文
詩學精神的局限與可能首先要厘清的概念是“詩學”精神或“詩學”品質并不是指大學語文課本中所選的文藝作品的所具有的詩意，它是文本藝術特征的一個總括，這里指的是在教學過程中，對具體作家作品的鑒賞能從個別上升到一般，以及能從接受式的學習轉換為創(chuàng)作性的對話參與的可能。
拓展大學語文的詩學空間，可以從對文學作品主題的探討上升到對文學作品母題的探討。中小學語文對選文的分析的常見模式為，“通過……，反映/揭示了x的主題�！薄笆谌艘贼~不如授人以漁”，大學語文課堂對文本的分析可以嘗試進行一種文學母題的探討以及敘事模式的總結，以達到在有限的課時內以少總多、以簡馭繁的目的。
對敘事性文學作品進行深層的敘 事結構分析是拓展深化文本詩學精神的途徑之一。如邢福義主編《大學語文》教材“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部分收編了余華的一篇“新武俠”小說——《鮮血梅花》，余華借助一個復仇的故事表現(xiàn)的并不是英雄的俠義與傳統(tǒng)的孝道，而是揭示了類似博爾赫斯“偶然改變一切”、“人生是一個迷宮”這樣在傳統(tǒng)文學中顯得有些另類的先鋒主題。在當今影視傳媒影響大的時代環(huán)境下，學生們多少濡染了由當代一些作家的作品所改編的影視劇的一些“俠氣”。這樣就可以啟發(fā)學生思考，他們所接觸的武俠文學作品與課文中余華的“新武俠”，在人物、環(huán)境及情節(jié)上差異在哪里通過討論，學生可以自己嘗試歸納，傳統(tǒng)的武俠故事多采用一個“血親復仇”的模式，即父親為奸人所殺，兒子承領復仇使命，待到學成絕世武功，最后手刃仇人。中間或夾雜得到絕世寶物、遇世外高人傳授心法等橋段。在中西方文化中，“復仇”都是文學作品中常見的敘事母題，而通過對經(jīng)典敘事母題的探討，我們發(fā)現(xiàn)《鮮血梅花》中小說的主人公已經(jīng)不是懷有絕世武功的大俠，他為父報仇的意愿也并不強烈，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仇人在哪里，他只是漫無目標地漂泊在江湖上，但是即便這樣，他竟然能在陰差陽錯中完成母親交給他的為父報仇的使命。這種對小說人物形象以及情節(jié)的處理，表現(xiàn)出了余華對傳統(tǒng)敘事母題的沿襲以及超越。從余華對傳統(tǒng)敘事結構的創(chuàng)造性使用中，我們看到了新武俠與傳統(tǒng)武俠的不同，因而也深化了對“新武俠”所蘊含的“新質”的認識;同時，在感受到了“新質”帶給學生的藝術沖擊力的同時，也會觸發(fā)了學生對正史中記載甚多的“血親復仇”的故事模式進行系統(tǒng)了解的興趣。在此基礎上，教師有必要指出，這一類型的敘事并不是文史家的信筆所致，其背后實際上隱藏著的是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原則，而正是這種理則，規(guī)約著千年來中國人的人倫秩序。這樣，就深化了文學的歷史空間。
再如，唐志偉主編的《大學語文》教材第二單元“歷史與反思”選入了梁衡的文化散文《把欄桿拍遍》�，F(xiàn)當代散文是幾種文體中最需要學生主動參與進行感悟的，在這種類型的文本中，教師所起的作用僅僅是引導學生闡發(fā)作品的精神內涵并指導學生誦讀么顯然不夠。大學語文的課時本就非常有限，如果糾結于具體篇章、具體內容的分析，無異于對時間資源的浪費。其實，在教學過程中，我們完全可以借助這樣一篇散文，引出出中國文學中一個最為核心的概念：意象。
文本中引用了八首辛棄疾的詞作，不只一次地涉及“憑欄”這個意象。我們即可借此勾連出“憑欄”意象的歷史淵源，以及登高憑欄這一個具有濃厚詩學意味的行為背后的傳統(tǒng)文人的思維模式�！拔┏跸笸猓嫉闷洵h(huán)中”，對經(jīng)典意象的分析，學生則不僅能領會作為文眼的“把欄桿拍遍”的意蘊，更可得識傳統(tǒng)文人的“銷魂”、“神傷”的抒情形象序列。同樣，我們順此思路，引導學生進行自由聯(lián)想，去探究“落花”、“柳”、“月”等原型意象以及“傷春”、“悲秋”、“懷遠”、“思歸”這些傳統(tǒng)文學中常見的抒情母題，并指出，中華民族的文學心理、氣質稟性正是在這些意象與母題的輻射下逐漸養(yǎng)成的，學生在今后的閱讀中，就可以做到舉一反三，觸類旁通。
所以，語文不僅是一種母語教育，更是一種文化的傳承。在大學語文的課堂上，適當借鑒原型研究或文化批評的一些成果，就可以深化拓展大語課堂的詩學空間。雖然學生可能由于自身知識結構的不完善而存在一些問題(比如，文化歷史知識儲備不足，不能在龐雜的文學現(xiàn)象中進行歸納性總結或無法透析文學作品的內在結構等)，但是，任何障礙都預示了一個超越自我、獲得新生的可能。教師的任務則是把每一個文本不僅作為一個語言文字知識的承載體，而且將其處理為一個透視中國傳統(tǒng)文化以及人類文學藝術史的窗口，古人說得魚而忘筌、得意而忘言，不糾結大學語文的語言層、文藝層，而深入其文化層，無疑是激發(fā)學生對語言文學以及文化藝術的探究之情的可能性途徑之一。
二、新的啟蒙——哲性思維與新
的批評方式的交互演繹毋庸置疑，一般大學語文的所收編經(jīng)典篇章，往往具有深厚的文化哲學內蘊。不言自明的是，各個《大學語文》版本中鮮見缺席的先秦諸子的名篇便是文史哲不分的名作，而選本收錄的西方近代以來蔚為大觀的現(xiàn)代主義以及后現(xiàn)代主義作品也具有非常深厚的思想含量。但是在大學語文的教學過程中，一些重要作品的文化哲學內蘊往往被一筆帶過甚至被輕易忽略掉，這直接或間接導致學生對作品的內蘊理解上的盲點甚至偏差。
譬如，在《九歌?湘夫人》的教學中，如果僅從文學的角度闡發(fā)文本意蘊，那就完全停留在了對語言的學習層次上。學生在疏通了語言文字的障礙并在教師的指導下賞鑒了文本的優(yōu)美語言后，可能仍覺作品中以“神戀生活”為軸心的情節(jié)處理有諸多的謎團，即，僅從愛情層面闡釋《九歌》顯然太過膚淺，因而對該文本的主題的理解也處在晦暗不明的狀態(tài)。但是如果更多地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切入，課前引導學生查閱關于楚地相關的一些巫風蠱雨的民俗，申明“所有的文明從起源上都經(jīng)歷了‘巫祝文化’這一環(huán)節(jié)”，那么，《湘夫人》中所描述的神的愛情故事中朦朧暗昧的時間、地點、環(huán)境以及情節(jié)帶給同學們的困惑也就隨之解開了。為什么詩篇中人物、情節(jié)都游移不定“帝子降兮北渚”為何隱隱約約似見未見湘君一系列的活動是顛狂中的幻想還是失落中的盲目追尋其實，神戀的悲劇僅僅是屈原所創(chuàng)作的這首祭祀樂歌中的表淺層次，湘君追尋湘夫人、期約不遇的背后，是非文學性的水神祭祀儀式在起作用。也就是說《湘夫人》的創(chuàng)作，未遵循日常的敘事邏輯以及凸顯故事情節(jié)的連貫性的原因，其深層次的主導因素實際上植根于楚地巫祝文化中祭祀活動的程式性。這個程式化過程大致包含“降神”、“迎神”、“留神”、“送神”四個環(huán)節(jié)，《湘夫人》首句“帝子降兮北渚”，顯然是巫祝儀式中降神活動的縮影;其后的“登白薠兮騁望”、“荒忽兮遠望”等湘君追尋湘夫人的行為，可以說是“迎神”活動的演繹;第三段“筑室兮水中”等一系列隆重的布置，顯然意在“留神”;最后湘君“捐余袂兮江中”，是祭祀活動中向神傳達真誠的一種習俗。而屈原對湘君對湘夫人的似見未見的處理，大概是和祭祀中的“望祭”相關，即神在祭祀活動中是不出場也不可能出場的，巫師只能假設神在某地，“望而祭之”，這樣湘夫人就僅能是一個“望”與“追”的對象了。
加拿大著名文化批評學者弗萊認為，宗教要比科學更能激發(fā)詩人的想象。他說在科學和宗教之間，“詩人寧可選擇迷信”，并提出“恢復美學神秘主義以取代美學經(jīng)驗主義”。從大文化的角度切入分析文本，再借鑒文化人類學中的神話原型批評，文本所包蘊藝術審美特征才能被真正揭示出來，在拓展詩歌藝術空間的同時，也彰顯出大學語文課堂教學的文化哲學特征。哲性思維的本質在于人與自我、人與外在世界的和諧，在傳統(tǒng)的社會歷史批評之外，借鑒新的原型批評、文化批評等方式，將新的觀念引入大學語文課堂，可以說是激發(fā)學生的潛能的重要方式。藝術的本源很大程度上在于人有別于動物的一種靈性，使學生主體的靈性覺醒，貼近文學藝術產(chǎn)生的本源，將是引導學生由求同思維向求異思維突進的良方，也將是引發(fā)學生主體創(chuàng)新能力復生的一場革命。
三、等待戈多——對抗技術理性
的一場美學散步大學語文因為距離學生的專業(yè)較遠，在以理工為主以及綜合性院校中，基本上是一個處在邊緣地位的學科，大學語文教師除了附帶承擔某些專業(yè)的應用文寫作以及實踐性的講演與口才等基本能力訓練的教學任務外，也一般不為學生提供直接面向就業(yè)的職業(yè)技能訓練。而實際上，大學語文雖然不會象其他專業(yè)課程那樣具有詳細的實踐操作步驟和過程，它卻將對學生2011.07學教育146的未來產(chǎn)生重要的影響。比如，它會增強學生的溝通能力、表達能力、思維能力、甚至可以提升對生活的感受能力。
“新左派”哲學家馬爾庫塞認為，當代西方社會是一個由技術理性支配的社會，人們只有通過美學性的幻想才能夠恢復對現(xiàn)存的既定社會現(xiàn)實的批判。——不僅是西方，隨著我國經(jīng)濟的迅猛發(fā)展，我們在引進西方的理念進行技術革新以及產(chǎn)業(yè)升級的同時，也濡染了西方技術理性的某些習氣，人在某種程度上也成為機械化的動物，成為整個社會運作系統(tǒng)中的一個齒輪和螺絲釘。高校以及一些知名企業(yè)中的“自殺”事件頻發(fā)，仿佛是隨著工業(yè)文明而來的脫不開的魔咒。大學生，曾經(jīng)被譽為天之驕子的這些人，相當一部分人被功利主義、拜金主義占據(jù)了頭腦，而更多的人對自己的未來茫然不知所措。同時我們體察到，這些尚未真正走進社會的青年學生對世界的認知，很大部分是來自于間接的經(jīng)驗，具體而言，相當?shù)囊徊糠质莵碜杂谒麄冮喿x體驗。從這個角度上說，學生品性的塑造某種程度上是受他們所接觸的媒介材料影響的。
目前眾多語文教育專家為了編纂一本讓大學生喜讀樂讀的大語教材而殫精竭慮，而實際上，是不可能出現(xiàn)一本趨于完美的教材的——跨越時空的經(jīng)典能與當代大學生產(chǎn)生共鳴的基點在于對話性的存在。筆者認為，過分看重教材的知識承載性，不過是執(zhí)于一端罷了。學生在教師的引導下進行創(chuàng)造性閱讀，和經(jīng)典文本進行對話，才是大學語文教學延展自身審美藝術空間以及凸顯人文關懷的關鍵。
所以，當卡夫卡《變形記》或《騎桶者》出現(xiàn)在選本中，我們還要將中西分為兩個陣營，以敵對的口吻將小說的主題簡單概括為“通過格里高利變成甲殼蟲，表現(xiàn)了萬惡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異化”以及“通過小人物借煤不成的經(jīng)歷，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冷漠”這樣闡述的同時，我們就忽視了非理性的荒誕實際上反映了現(xiàn)代人普遍的生存處境以及精神焦慮。外國文學中這些生活在下層的小人物，他們在這充滿矛盾的世界里惶恐不安又孤獨迷惘，遭受壓迫而又無從反抗，向往明天又看不到出路，這何嘗不是當下青年困頓迷茫的精神狀態(tài)的一種折射試以貝克特著名戲劇《等待戈多》的闡釋為例�！兜却甓唷�(節(jié)選)曾被選入人教版的高中教材，與卡夫卡《變形記》(表現(xiàn)主義)、伍爾夫《墻上的斑點》(意識流)等分別作為西方現(xiàn)代派文學流派之一種作為學生的了解對象。而當這部荒誕派戲劇又被入選眾多版本的《大學語文》選本，我們如何從作品表面的支離破碎與靜止凝固中抽繹出鮮活而切近心靈的主題?“戈多”到底代表什么在劇作中只有一些模糊的暗示，他是希望、美好的代名詞是上帝的化身劇中并未言明，但是卻成為劇中主人公的唯一的精神支柱。
貝克特解構了人類生存的神圣與尊嚴，然而西哲的經(jīng)典畢竟離我們的審美接受習慣有一定距離。在教學過程中，我們可以聯(lián)系受西方現(xiàn)代派影響的中國作家來進行相似主題的異同辨析。這里可以將史鐵生《命若琴弦》做為等待主題的中國式演繹�！懊羟傧摇敝v述了一個命運的故事，“千弦斷，琴匣開;琴匣開，買藥來;買得藥，看世界;看世界，天下白”，老瞎子渴望通過彈斷一千根琴弦之后取出師傅的藥方醫(yī)治自己的眼盲，但是這只是一個美麗的謊言，是永遠不可能實現(xiàn)的追求。史鐵生沒有象西方現(xiàn)代派作家那樣故弄玄虛，也沒有深沉的做作，他是在平靜甚至是平淡的一種中國式的“零度”情感介入的寫作中，淺白甚至是直白地告訴我們一個人生哲理：人生需要一個虛設的目標。目的雖然是虛設的，可非得有不行。人的命就像這琴弦，拉緊了才能彈好。能力與愿望之間的距離是人與生俱來的局限，但是生活的真諦就在于虛設一個目標，然后孜孜不倦地去追求。目標雖然是虛設的，但是生活的過程卻是真實的。承認人生的目標是虛設，承認希望的盡頭可能是無法擺脫的絕望，承認世界在現(xiàn)代以及后現(xiàn)代精神主導之下的破碎性，需要一種很大的勇氣，但是這卻可能是我們重新整合起這些碎片、重拾希望、讓腳步更加堅實的開始。這不是文化的循環(huán)論，而是心靈的辯證法。
大學語文之于“大學”，它是塑造大學生人文品格的前沿陣地;大學語文之于“大學生”，它關注學生內在意識的綻放，為學生觀察世界的提供了更好的方式。在某個層次上說，政治文明不過是提升了非暴力狀態(tài)下解決政治矛盾和沖突的有效性，整個社會的進步必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我們不可能一蹴而就到達一個理想的王國;
而貼近心靈的人文關懷才是處在成長中的青年此時最詩意的棲息之所。我們的語文課堂，就是希望通過這樣的一些文本，引發(fā)學生的思考，讓他們在由美與藝術構建的世界中思索徜徉，學會依靠自身的力量擺脫精神上的困厄。
綜上所述，無論是對經(jīng)典文本的再度深入開掘以尋找大學語文所蘊含的詩性精神，還是以一種哲性的思維進入文本去激發(fā)學生主體的創(chuàng)造性，或是引導學生以個體的生命經(jīng)驗參與到與文本的對話中，進而將其內化為一種超功利的個人的生命體悟，其實質都是大學語文的教育對當代大學生的情感與思辨發(fā)展的內在要求的一種回應，其過程在于師生在共同學習探索過程中不斷以創(chuàng)新和求異思維拓展文本審美以及文化特性的可能性疆域，這種探索以完善學生的獨立人格為旨歸，并試圖以更藝術的方式讓學生重歸大學語文這片他們遺失已久精神后花園。
基金項目：本文為海南工商職業(yè)學院2011年院級教育教學改革課題一般性項目”高職院�！洞髮W語文》教學目標實現(xiàn)的路徑研究”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張意薇(1984—)，女，黑龍江海倫人，海南工商職業(yè)學院基礎課部，研究方向：文藝學、語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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